“文化大革命”中，巴金不知向萧珊隐瞒了多少次自己所遭受的待遇，萧珊也替巴金承受了很多罪。
1970年春节以后，上海的文化教育单位采用军事管理体制，编为团、连、排、班。上海作协被编为文化系统某团第四连，巴金从正在劳动的松江县辰山公社直接去到奉贤县“五七干部学校”劳动。
1972年6月初，巴金从干校回来度假。萧珊卧床不起已经有好些日子了。见丈夫回来，她发灰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女儿和女婿前些日子已从杭州回家照料母亲。巴金见妻子的病越来越重，有时烧到39°Ｃ以上，看门诊，看急诊，都弄不清到底是什么病，便要求延长假期，留在家里照顾妻子，但没有得到“工宣队”的批准。女儿和女婿又去请求，得到的答复是“留在家里对他的改造不利！”幸亏儿子小棠意外地从外地回来了，巴金这才稍为放心地回到干校。在巴金离家前，意外地收到沈从文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五页纸的长信。信中告诉了一些朋友的近况。老友的惦记和关切，使病中的萧珊万分感动。巴金却不敢给老友寄去片纸只字。
7月中旬，家人托人想了不少办法，给萧珊拍了两次X光片，才查出她患的是肠癌。后来在亲戚的帮助下，萧珊住进了中山医院，这时，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肝部。在这种情况下，巴金才获准留家照顾妻子，他每天去医院陪伴妻子大半天。8月8日，萧珊进手术室开刀。手术前，萧珊生平唯一一次对巴金说：“看来，我们要分别了！”巴金用手轻轻地捂住了萧珊的嘴巴，低下了头，两人的泪水相互交融，肝胆欲碎……手术后，巴金默默地守在萧珊的床榻前，悲极时几乎想高声大喊：“一切朝我的头打下来吧。”萧珊努力克制住自己的疼痛，不叫不喊，除了迷糊中几次要求开床边的氧气筒和担心输血太多付不起医药费外，从不抱怨什么。萧珊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巴金却在为输血、输氧的费用心忧。巴金默默地陪着妻子，萧珊含着泪望着形容憔悴的丈夫说：“我不愿丢开你。没有我，谁来照顾你啊？！”望着妻子那双很大、很美、很亮的大眼睛，巴金心中充满了酸楚，惟一的期望是妻子赶快恢复健康。
8月13日，萧珊手术后第五天，中午，巴金在家中刚刚端起饭碗，突然接到传呼电话，说萧珊去世了。真是晴天霹雳！全家人立即赶到医院。萧珊的尸体已经用白床罩包好，停在太平间的担架上。巴金弯下身子，隔着白布拍着萧珊的遗体，无声地哭喊：“蕴珍，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心中涌出千言万语，此刻一句也说不出来。他悔恨妻子临终时自己没有守在她身旁，他悔恨自己没有听妻子留下遗言，他悔恨自己有许多话没有向妻子倾吐。当时，只有萧珊的表妹一人守护萧珊。萧珊临终前一直念叨着“叫＇医生＇来”。萧珊当时习惯称巴金为“医生”。后来，巴金回忆这段经历，披露内心的感情时这样写道：“她非常安静，但并未昏睡，始终睁大着两只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我望着、望着，好像在望快要燃尽的烛火。我多么想让这对眼睛永远亮下去，我多么害怕她离开我……”
现在，一切都晚了，晚了。妻子再也睁不开那双明亮的大眼睛了，再也露不出高兴或忧伤的面容了，再也发不出亲切柔和的声音了。悲愤充溢着巴金的心。为了避免家破人亡的惨剧，自己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结果比自己小13岁的妻子还是受尽迫害，忍辱死去。这是多么不公平！
巴金向往与萧珊在另一个世界相会，他在《病中集》中说：“想到死亡，我并不害怕，我只能满怀着留恋的感情。”巴公曾说过这样的话：“等我永远闭上眼睛，就把我的骨灰同她的掺和在一起。” 萧珊故去后，她的骨灰一直放在巴金的卧室里，巴金的床头放着萧珊的译作。巴金时常对着这些物品出神。巴金对萧珊一往深情，写了《怀念萧珊》《再忆萧珊》，还有《一双美丽的眼睛》等文章。巴金的这些文字平静而沉痛。每次读来，都不禁隐隐作痛。
她的骨灰里有我的血和泪
——巴金对萧珊的怀念泪
一
今天是萧珊逝世的六周年纪念日。6年前的光景还非常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一天我从火葬场回到家中，一切都是乱糟糟的，过了两三天我渐渐地安静下来了，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想写一篇纪念她的文章。在50年前我就有了这样一种习惯：有感情无处倾吐时我经常求助于纸笔。可是1972年8月里那几天，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
最近我经常去火葬场，参加老朋友们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大厅里，我想起许多事情。同样地奏着哀乐，我的思想却从挤满了人的大厅转到只有二三十个人的中厅里去了，我们正在用哭声向萧珊的遗体告别。我记起了《家》里面觉新说过的一句话：“好像珏死了，也是一个不祥的鬼。”四十七年前我写这句话的时候，怎么想得到我是在写自己！我没有流眼泪，可是我觉得有无数锋利的指甲在搔我的心。我站在死者遗体旁边，望着那张惨白色的脸，那两片咽下千言万语的嘴唇，我咬紧牙齿，在心里唤着死者的名字。我想，我比她大13岁，为什么不让我先死？我想，这是多不公平！
在我靠边的几年中间，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样受到。但是我并未挨过打，她却挨了打，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几天后才褪尽。她挨打只是为了保护我，她看见那些年轻人深夜闯进来，害怕他们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门，到对面派出所去，请民警同志出来干预。
二
她常常问我：“你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解决呢？”我苦笑说：“总有一天会解决的。”她叹口气说：“我恐怕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这时离她逝世不过两个多月，癌细胞已经扩散，可是我们不知道，想找医生给她认真检查一次，也毫无办法。平日去医院挂号看门诊，等了许久才见到医生或者实习医生，随便给开个药方就算解决问题。只有在发烧到摄氏39度才有资格挂急诊号，或者还可以在病人拥挤的观察室里待上一天半天。当时去医院看病找交通工具也很困难，常常是我女婿借了自行车来，让她坐在车上，他慢慢地推着走。有一次她雇到小三轮车去看病，看好门诊回家雇不到车了，只好同陪她看病的朋友一起慢慢地走回来，走走停停，走到街口，她快要倒下了，只得请求行人到我们家通知，她一个表侄正好来探病，就由他去把她背了回家。她希望拍一张X光片子查一查肠子有什么病，但是办不到。后来靠了她一位亲戚帮忙开后门两次拍片，才查出她患肠癌。以后又靠朋友设法开后门住进了医院。她自己还很高兴，以为得救了。只有她一个人不知道真实的病情，她在医院里只活了三个星期。
我休假回家假期满了，我又请过两次假，留在家里照料病人。最多也不到一个月。我看见她病情日趋严重，实在不愿意把她丢开不管，我要求延长假期的时候，我们那个单位的一个“工宣队”头头逼着我第二天就回干校去。我回到家里，她问起来，我无法隐瞒。她叹了口气，说“你放心去吧。”
我回到干校待了5天，无法同家里通消息。我已经猜到她的病不轻了。可是人们不让我过问她的事情。这五天是多么难熬的日子！到第五天晚上在干校的造反派头头通知我们全体第二天一早回市区开会。这样我才又回到了家，见到了我的爱人。靠了朋友帮忙，她可以住进中山医院肝癌病房，一切都准备好，她第二天就要住院了。她多么希望住院前见我一面，我终于回来了。连我也没有想到她的病情发展得这么快。我们见了面，我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她说了一句：“我到底住院了。”我答说：“你安心治疗吧。”她父亲也来看她，老人家双目失明，去医院探病有困难，可能是来同他的女儿告别了。
三
第二天早晨她动身去医院，一个朋友和我女儿、女婿陪她去。她穿好衣服等候车来。她显得急躁，又有些留恋，东张张西望望，她也许在想是不是能再看到这里的一切。我送走她，心上反而加了一块大石头。
将近二十天里，我每天去医院陪伴她大半天。我照料她，我坐在病床前守着她，同她短短地谈几句话。她的病情恶化，一天天衰弱下去，肚子却一天天大起来，行动越来越不方便。
当时病房里没有人照料，生活方面除饭食外一切都必须自理。
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不在她的身边。那天是星期天，卫生防疫站因为我们家发现了肝炎病人，派人上午来做消毒工作。她的表妹有空愿意到医院去照料她，讲好我们吃过中饭就去接替。没有想到我们刚刚端起饭碗，就得到传呼电话，通知我女儿去医院，说是她妈妈“不行”了。真是晴天霹雳！我和我女儿、女婿赶到医院。她那张病床上连床垫也给拿走了。别人告诉我她在太平间。我们又下了楼赶到那里，在门口遇见表妹。还是她找人帮忙把“咽了气”的病人抬进来的。死者还不曾给放进铁匣子里送进冷库，她躺在担架上，但已经白布床单包得紧紧的，看不到面容了。我只看到她的名字。我弯下身子，把地上那个还有点人形的白布包拍了好几下，一面哭唤着她的名字。不过几分钟的时间，这算是什么告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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