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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企业遭遇“成长的痛苦”之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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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自:经济参考报 时间:2007-02-26 18:50: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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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曾在宁波五洲星公司打工的云南省富源县妇女曹越琼的家人给记者来信，痛诉在打工中遭遇的不幸。
事情缘于不久前一起在当地引起较大反响的“女工跳楼”事件。这位39岁的女工在打工时，受到工头的监视和看管，不得已从所住宿舍的二楼厕所纵身跳下，导致全身多处骨折，在医院抢救数小时才脱离生命危险。在家人的帮助下，她带着一身的伤返回了家乡。
在经济快速发展遭遇的劳动力等资源的瓶颈限制中，很多人嚷嚷感到“成长的烦恼”甚至“成长的痛苦”。曹越琼的遭遇，再次提醒有关人士，“成长的痛苦”理应让成长最大的获益者来“埋单”，而不是让撑起成长的那一颗颗微小的奠基石，在贡献了辛勤劳动之后，还要在“共享”的宴席开张时被遗忘、被忽视、被继续伤害。
这既是一个实现社会公平、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问题，同样是保证经济在“快”的同时实现“好”，由粗放利用资源向集约化转型的重要问题。
谁是“痛苦”的真正承受者
曹越琼于2006年10月从老家来到宁波打工，很快发现工作待遇和招工广告有很大差距。她后来对媒体称，繁重的工作和恶劣的食宿环境让她无法忍受，同来的两名女工因为身上有点钱出逃成功，她却在火车站被追回，此后受到工头及其母亲更加严格的看管。有一天晚上，工友们发现曹越琼躲在别人的床底下，她说，有人要打她。
曹越琼的弟弟曹越龙说：“她向工头借10元钱看病遭到拒绝，挣不到钱，又回不了家。作为一个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乡下人，她最终选择了跳楼。”
据鄞州区政府的调查结论，曹越琼属于“自己跳楼”，没有“胁迫”。有关方面还称，曹越琼精神有点“不正常”，被厂里辞退，交给中介送回去，中介要剥完桔子才一起回去，叫母亲管着她，她就跳楼了。曹越龙表示，村里和邻居都有证明，有关部门也到他们家乡去调查过，曹越琼出门的时候精神是正常的。究竟曹越琼精神是否正常，或者是否在工厂受到刺激导致了不正常？一直没有答案。
曹越琼打工的五洲星集团位于宁波，是中国最大的罐头出口企业之一，还是国家农产品加工的龙头企业。在这次跳楼事件的三个多月前，这家企业因为雇佣了七八十名来自河南的童工，被媒体曝光，引起舆论哗然。
这批童工被他们的老师带到五洲星“勤工俭学”。最大15岁，最小仅12岁。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6小时。据孩子称，每天要剥15公斤葡萄，完不成就加班，没有双休日，迟到20分钟扣一天工资，请假一天扣三天工资，手烂了也不敢休息。孩子们凑钱给四名小伙伴逃出来给家里报信。家长赶到后，在两地政府努力下，孩子们终于领到工资回家。当时电视镜头上那一双双被泡烂的小手给全国无数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宁波是我国经济强市，工业发达。鄞州区又是宁波的经济强区，集中了雅戈尔、杉杉等著名企业。全区在册外来用工五六十万，接近本地居民人数。不少企业劳动用工超万人。随着工人的维权意识和法律观念逐渐加强，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出现劳资纠纷。据有关部门介绍，在劳动用工养老保险等方面，鄞州区有不少企业“面临难题”。有一家水泥厂出现工人信访，因为养老保险和工作超时问题，企业一赔就是两三千万元。
调查表明，目前，在浙江省城镇20个行业中，采矿业、制造业和建筑业职工平均工资居倒数前三位。另据问卷调查，在建筑、纺织、采矿这三个行业，企业职工对拖欠工资的反映分别高达71.4%、45%和39.4%；劳动者的社会保障覆盖率也不高，在农村的私营企业，社会保障覆盖率则更低。
在许多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建立在大量使用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之上的。当法律逐渐完善、劳动者纷纷奋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时，一些企业就开始嚷嚷“成长的烦恼”甚至“成长的痛苦”。当我们把眼光射向社会的最底层，便能真切地看到，所谓“成长的痛苦”，对企业来说，是旧的经营思路和管理方式遭遇挑战，慌了手脚。但是惊魂初定之后，还可以转战外地，换拨工人重新开始。对政府来说，是出现很多社会事件，影响稳定，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但可以“腾笼换鸟”，产业转型。真正痛苦的，是不断在“回家受穷”和“忍受压榨”之间作艰难抉择的广大“打工仔”。
短视的“反思”
宁波五洲星公司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其产品大部分出口。由于“女工跳楼”等事件，它已经被当地政府取消国家农业龙头企业享受的优惠政策。企业称“损失巨大”。
比一系列丑闻更令人深思的是记者在当地部分干部群众中听到的一种“反思”论调，不是检讨劳资关系，更不是
思如何维护民工的合法权益，改善民工的生产生活条件，而是“条件再差，总比他们回家好。”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非法用工有其现实需求，企业为了获得利润的最大化，不惜把劳动力压榨到最后的底线，很多工人也愿意接受。有人说：“不就是罚钱吗，五洲星童工事件，也不过罚款11万元就摆平了”，“有的童工还不愿意回家呢。”这些人“反思”说，这样的事情“其实没有什么的”，在很多企业普遍存在，之所以这次闹大了，是因为企业和媒体关系没有处理好被曝光了。
曹越龙愤怒地说：“没有想到富裕地方的老板对打工的人这么坏，以后我们那里方圆二三十里内的人，都不会再愿意到这里来打工了。”他说，虽然在家乡可能吃不好，穿不暖，但起码生命有保证。
也许这样的事件在富裕地区并不多见，但是曹家姐弟这种“以后不来了”的情绪反映，在很多地方形成了声势。据了解，用工量巨大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近年来开始闹起“民工荒”。以东莞为例，据统计，1997年至1999年东莞市职介中心每年发布到外省招工的信息约两万人，实际到劳动部门安置的约一万人。而自2000年开始这一数字逐渐减少，2002年发布招工信息约四万人，实际到位仅8000人。一些地方的劳动部门大声疾呼“企业要善待民工”。
“民工荒”不仅是对那些“不仁”商人的报应，还直接影响到企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
就五洲星公司而言，更大的损失不在于优惠政策被取消。据鄞州区政府介绍，这家企业生产水果罐头，用工的季节性很强，往年这个季节，工人数可达5000人。但是现在由于工人招不到，业务量大大缩减，工人只有800人。2005年和2006年，这家发展已有10多年的企业已经连续两年亏损。
尽管企业的发展，企业主的富裕，都是建立在劳动力的低成本之上的。但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不少经济发达地区，一些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严峻形势”，却严重忽视劳动力资源的保护利用。一些政府领导担心的是——工人要求这么多，“一周要休息两天，每天工作要限制在八小时”，企业能不能度过这个关口？埋怨“劳动法太超前了”。
正是对劳动力资源的掠夺性使用和毫无道德感的“反思”，使得一些“先行一步”的发达地区正在品尝自酿的苦果。
“壮士断腕”能否消除“成长的痛苦”
据悉，五洲星公司已着手准备将加工基地转移到相对落后的内地某省。据说，是因为那里的发展环境比较“宽松”，人们劳动保护的意识没有那么强。当地也给了比较优惠的条件，可以让发达地区来的企业重温若干年前的“好日子”。据了解，当地不少企业都已经或准备走这条路，近年该区民资外扩已达数亿元。
对此，当地政府表示，在产业转移方面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逐步实现产业提升。一些地方政府领导认为，发达地区面临的社会负担越来越重，本地在“富了”之后，应引进人才，而不是民工。浙江省一份题为《资源集约利用与政府管理创新》的调查报告指出，高素质的人力是发展最重要的资源和原动力。尽管劳动和资本都是经济增长不可缺少的要素，但它们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获得某种程度的替代。对至少25个发展中国家做的相关研究表明，劳动对资本的替代弹性在0.5至1.2之间，范围相当大。
有专家指出，产业固然应该提升，但切实做到发展成果与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做到经济与环境、社会和谐发展，才是根本之计。而不是在利用廉价劳动力发展起来之后，就“转型”了，将广大劳动者弃若敝屣。
通过多年来的快速“成长”，政府获得了GDP的高增长和巨额财政税收，企业则“做大做强”。企业和政府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受益者，正在“共享”成长带来的快乐。而以自己的廉价劳动创造了“中国制造”竞争优势的劳动者，却拿不到工资或工资微薄。一些地方政府关注的是对企业的“扶强扶大扶优”，“重奖企业家”等活动花样百出，却对执行劳动法、保护工人权益等本属政府“微观管制”重要职责的问题置若罔闻。在劳资纠纷中首先考虑的不是以人为本，而是如何帮企业“渡过难关”。使得企业主这一强势集团能够利用非对称的优势来牟利。而本来，“扶弱扶小扶贫”才是政府应尽的本分。
有专家提醒说，对劳动力的继续掠夺将造成对今后的成长之害。当前中西部一些地区为求发展之“快”，不顾发展之“好”，在招商引资中还在重蹈东部地区走过的弯路，把许多“优惠”政策建立在破坏环境、资源和牺牲劳动者利益的基础上。东部发达地区今日之果来自昨日之因，其“前车之覆”，应作为中西部地区的“后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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